论扩大内需政策的选择

从今年1—5月的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看，为防止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的经济回升势头中断，有必要考虑加大扩大内需的政策力度，改善经济的景气状况。

除了目前已纳入人们视野的扩大内需政策外，我们还需要按照我国的国情实施政策创新。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三个基本判断。其一，我国仍处于工业化过程中，与消费需求相比，投资需求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是第一位的。就是说，扩大内需的首要任务是扩大投资需求。其二，按照规律，投资需求真正启动依赖于固定资产大规模更新。其三，当前投资需求不旺的第一位原因并非是资金短缺。

基于上述判断，我们可以通过财政贴息方式启动重要基础产业的大规模固定资产更新。用财政贴息方式鼓励固定资产更新的政策，可以在财政投入与民间投资之间建立直接的连带关系，真正使财政政策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以年息5％的贴息率大致计算，500亿元的财政投入可以直接启动1万亿元的投资规模。1万亿元固定资产更新规模相当于把我国钢铁工业主体设备更新两次。如果将这一政策坚持三年，可将我国的钢铁、化工、汽车、机械、纺织、军工等重要基础产业中以初级技术、已经没有国际竞争力的中间技术为基础的主体设备基本淘汰，将我国工业领域技术手段的整体水平大幅度提高到世界90年代中期以后的水平。

我国的产业固定资产是否有必要大规模更新？这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

其一，当前一些产业领域中之所以出现价格水平滑落到产业平均成本以下，其根本原因并非仅仅由于生产能力过剩，更重要的是设备工艺面临技术进步下的无形损耗威胁。以典型的彩电业为例，传统的模拟彩电技术正在为数字技术所取代、单纯视听功能面临“三网合一”功能的替代，其价格跌落在成本以下不能简单归咎于厂家之间的“恶性竞争”，实质是企业为在固定资产技术寿命完结之前尽量收回部分投资的必然选择。我国的产业普遍面临固定资产技术寿命、经济寿命先于使用寿命完结的挑战。

其二，我国的产业落后的根本原因是技术手段落后。当前我国钢铁工业生产能力中的铁钢比为1．06，而日本为0．76，美国为0．52；我国连铸比仅为53．3％，而发达国家均在90％以上。由此导致我国每吨钢比世界先进水平多耗能0．2—0．3吨标准煤。

其三，从实践看，现有技术基础上的存量资产重组远不足以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技术手段的大规模更新不仅可以为资源要素在产业间的重新配置提供重要机会，而且可以从根本上缓解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匹配的深层次矛盾，实现内需的持续扩大。

从短期看，加速固定资产更新可以很快形成投资需求高潮，直接形成民间投资的迅速扩张局面。从改革方面看，通过财政贴息吸引民间投资，还可以为国有资本战略性重组和大中型企业的产权结构调整提供极为重要的历史性机会。

财政贴息的信贷资金并非全部来自银行。除“可转换债券”和信誉良好的大型企业债券可直接向社会筹资外，由于银行对货币供给的“乘数”作用，固定资产贷款规模扩大过程实际上还会同时形成存款规模扩大过程、货币供给的增加过程。

如果将这一政策延续为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过程，在债权“打包”上市过程中，银行通过贷款资金的反复回收，可以不断“创造”出新的货币供给。当前我国沪深股市的市值总量还是太小，且绝大多数为单一的企业股票，结构也不合理。如果每年500亿元到1000亿元证券化的信贷资产上市，3—4年间中可以把2000亿元以上的储蓄存款从间接投资转换为直接投资。

一方面，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过程实际上已经为财政政策的退出创造了现实条件。另一方面，固定资产更新的财政贴息政策与一般基础设施投入相比的重要区别之一就在于，这一政策将在迅速启动经济的基础上带来的税源增加，因而是一项与未来财政增收联系十分紧密的政策。从中长期看，这项政策应视为是有利于改善财政平衡状况的政策，而且是一项比基础设施建设更有利于财政适时退出的政策。

启动固定资产更新高潮并不意味着加工工业产能的同步扩张。相反，这一过程同时成为淘汰过剩生产能力、促进规模经济发展和充分利用闲置资源的过程。例如，在以“压锭”为主的纺织业，可比照压锭数量允许采用先进技术水平的部分生产能力更新或上印染、后整理等项目，在以发展规模经济为主的产业与生产集中过程密切配合等。

从根本上说，财政贴息启动固定资产更新的政策主要适用于资金密集型的工业化基础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所需的技术更新支持主要要依靠金融手段创新政策。

就城市经济而言，一个基本判断是，在当前的消费障碍中，社会经济预期是第一位的，收入增幅下降是第二位的。对社会预期影响最大的是社会保障制度向市场化方向转换的改革进程。对自身及家庭未来“经济安全”的担心导致人们不计“机会成本”地扩张储蓄。

稳定人心是扩大消费的当务之急。稳定人心的措施不是终止改革进程，而是按照市场化原则固化原有体制性福利中的合理部分，是实施工龄折抵保险缴费年限的政策。

从实践看，社会对“企业包下来”的保障方式转换为社会统筹保障方式是具有很高的认同程度的。因为人们已经看到了市场经济下企业效益的不确定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保障风险。

我国目前出台的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各项政策中，比较模糊的就是“以前的工龄怎么算”的问题。正是这一模糊之处严重影响了人们对未来安全的信心。

目前在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性转换上，各地普遍实施的，一是“再就业服务中心”向下岗职工发放生活费，二是在财政介入的基础上实现“三条保障线”和“两个确保”。这个政策框架并不能真正消除人们的远期后顾之忧，也未彻底解决职工与企业解除劳动合同过程中体制身分转换的“福利清算”问题。在发放二至三年的生活费后，有关部门可能还得为解除体制身分再次付出代价。一些地方曾尝试“买断工龄”的方式。这个政策思路的进步是触及到了“体制性福利清算”的本质，缺陷是政策代价实际上无法承受而很难真正实施。

工龄折抵保险缴费年限是比较彻底解决问题的政策。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仅对稳定人心和改善社会预期有极大好处，而且也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公平措施。

实施工龄折抵保险缴费年限政策的最大难题是社会保障体系的“空帐”问题。由于原有体制内职工在劳动期间的保险费积累被国家用于扩大再生产了。由此产生了社会保障体系的“空帐”。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办法：一是规定国有资产中若干比例为原有体制下职工保险费积累形成，社会保障系统按相应比例从国有资本上缴利润中提取收益。二是在扩张债券二级市场的基础上发行20年至30年期的延长特种国债，用发债收入充实社会保障基金。

在扩大内需、启动消费的过程中，人们对发育住宅市场寄予了很大期望，国家也连续推出了停止福利分房、开发经济适用房、提供消费信贷等多种措施，但“热点”始终热不起来。原因何在？最明显的原因是商品房价与社会大多数人的收入及金融资产的积累水平仍存在明显差距。

我国现有住宅消费面临的一个矛盾现象：一方面人们对购买新增住房的个人积累尚不充分，另一方面人们又近乎无偿且无期限地占有着存量住房资源。一个基本估计是，增量资金与存量资源价值相加，即目前人们打算用于购买住房的钱与人们以低廉租金实际占用的住房价值相加，与全社会都自购住房所需的资金差距不会很大。就是说，如果现住房的使用权可以按市场价值套现，大多数人买得起房。

我们可以考虑出台公有住房使用权的市场化政策，宣布原有福利分房中占有的住房使用权可进入市场流通。

住房使用权加入流通是中国的一大特色。我们得承认一个事实：由于没有租赁期限制，价值巨大的存量公有住房使用权实际上已经成为私人占有的财富而不可能无偿收回。公有住房使用权加入市场流通的涵义并非仅仅是开辟住房二级市场，用理论语言说，这一政策的本质是对原有体制下最大福利的有偿回收。

住房使用权上市流通的政策不仅可望极大地增加住房市场的交易量，刺激人们购买住房的欲望，扩展人们购买住房的选择余地，而且可以使住房信贷真正获得有物质保证的个人信用支持。可以想见，这项政策的短期效果将是迅速形成住宅消费的热潮，长期效果是全社会住房资源的优化再配置。

住房使用权市场化政策的具体操作可采取两个办法。一是评估住房使用权的市场价值，在居民用现住房使用权加增量资金购买新住房时，原住房产权人有偿收回使用权。二是直接允许无租赁期限的公有住房使用权进入二级市场流通。

事实上，公有住房使用权上市流通是一项几乎不需要什么新代价而启动消费效果巨大的政策。目前有些地区实行的“有偿换房”已经是变相的使用权流通。按成本价出售住房实际上也已包含了对使用权价值个人占有的承认。政策所要作的，不过是把已经存在的事实用制度化的方式确定下来。